首先，数字基建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不是公共产品，是企业经营的商品（或经济学所说的私人产品），而老基建大部分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还要注意的是，考虑到乘数作用，也就是说增加了900万人的就业，增加了4500亿的收入，这些收入的大部分会用于消费，消费的扩大又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增长。《21世纪》：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是2020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要加快城市群发展，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带动作用，逐步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前两个，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和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可以有效解决。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让地方来根据本地实际统筹安排资金，比如让地方自行选择是将更多资金用于保就业还是用于保市场主体。数字经济是未来我国经济的主要形态，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为了解决基层财政收支矛盾问题，一方面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但也注意到一些基层财政确实存在不小的压力，采取措施保基层运转。
但两者间其实还有另一种逻辑，就是通过就业增加带动经济增长。从产业形态上看，不光是数字产业，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也要逐步实现数字化。采取这种方法的基本背景是，中国经济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这次疫情冲击也是全球性的。
与此同时，都市圈的小镇小城可吸收大量农村进城和其他城市转入的人口。国际上的有关成功案例表明，在城镇居民住宅区，不仅社区范围内要增加植被，建筑物的表面、顶部、阳台以至室内，都可以不同方式绿化，形成新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系统。但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的区别是，二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增长潜能，刺激经济主要靠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政策，所以，中国应该也有能力使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状态，而不必跟随去搞负利率。城市轨道交通，即通常说的地铁，改革开放前就有了。
北京大学徐建国副教授提出大城市应为进城农民建设安居房的建议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建设都市圈，应在空间规划的思路、机制和方法上做出必要调整和完善，有些地方可能需要重新规划。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证实了这一点。近期国务院将部分土地使用审批权下放给省一级政府，其中试点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批准，这些试点省区均为都市圈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到底是原有的规划错了还是如此之多的人民群众的选择错了？又如，近些年为推动区域平衡发展，对人口流出的部分中西部地区分配较多建设用地指标，利用率不高，有的开发区大量占有农地，招不来几个像样企业。在资金筹措上，采取绿色融资办法。
高房价吸收了大量社会购买力，脱实向虚的资源流向长期难以扭转。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特点是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内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既包括由农村进城，更多的则是由其他城市转向中心城市。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是不是只能住高层建筑？在发达国家，一般在城市核心区有一些高层建筑，除此之外的其他城镇，基本上是低层独立住房，也就是我们说的别墅。还可积极探索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核算方法，使之可度量、可货币化、可交易，推动绿色发展由主要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转向企业和个人能够日常进行的经济行为。
近些年虽有探索，但进展不及预期。有关研究推测，中国进出口全年将会出现15%-20%的下滑，其中服务贸易降幅更大。
由核心区转到小镇小城的部分产业带走配套的就业人口。在此背景下，第二波冲击在时间上将会大大长于第一波冲击，带来的增长减值也大概率超过前者。
国家层面可以提出增长目标要求：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动摇，力争可实现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成果，但不提出量化增长指标。这有利于他们安居乐业，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加强职业培训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国高速增长期的相当长时间内，高增长靠的是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建设都市圈要立足于调动市场力量，充分发掘全社会消费、投资和创新的潜能。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确作为新基建主体的数字基建与铁公机类的老基建在技术属性、投资方式和运行机制上的明显区别。但在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下，一季度的大部分时间经济处在停摆状态，出现了-6.8%的下滑，之后开始逐步恢复。
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国家正在推动三规合一，很有必要，也提供了一个反思和改革的机会。
第二，优先完善都市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组织，但这些年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不足，有些地方家族势力过大，管理混乱，集体财产收入被装进少数干部腰包的事例时有披露。
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的地步。在这种冲突的夹缝中，加快建设都市圈是一个必然选项，准确地说，是一个逼出来的、不得不采取的选项。
现在，几乎每个县都有几个开发区，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也不利于利用城市核心区的优质协作资源。所谓都市圈，在空间形态上，简单地说，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当然，不同地理环境有较大弹性），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过去长时期内，我们把农村土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屏障，城里找不到工作了，还可以回到农村。这样的政策导向是否符合市场化、城市化发展规律，是否真正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也需要反思并做出必要调整。
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完全可以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回避这项改革。再次，也是非常重要但很少被提及的一条，新基建大都是成长中的新技术，技术路线和市场前景不确定强，投资风险更大。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其他产业分布于城市核心区。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行四万亿刺激计划，当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所占比重为62.8%，消费比重为42.5%。
通俗地说，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国家建立各省发展状况全面评估和激励机制，有关支持性政策与各省发展状况挂钩。
四、着眼点、立足点要从短期刺激政策转向结构性潜能 经济遇到困难就想到用刺激政策，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合理且管用的办法？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要有一个调整。二季度后，海外疫情对中国进出口影响加大，将会成为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波冲击。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有些企业开始调整产业配置，一个典型案例是华为的部分业务由深圳转到东莞的松山湖，但大量企业未必有这样好的机会和条件。
首先，数字基建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不是公共产品，是企业经营的商品（或经济学所说的私人产品），而老基建大部分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随着城市核心区人口密度增加，除了高房价外，拥堵、污染、生活环境品质下降等城市负外部性增加，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感受与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对应。
这种办法能较好解决低收入人群识别问题，特别是救助城市无法纳入统计体系但很需要救助的农民工。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直接货币补贴，直接发到居民账户上。
所以，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在此前提下，应当给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允许、鼓励、保护担当精神和创新精神。